冯幽若 《中华读书报》（ 2021年06月16日 07 版）
冯其庸（左）与王蘧常先生共同欣赏《十八帖》
汤扇帖的信封
昨夜维城冰雪二月天，今日难得春光乍现，闲情逸致之下居家静读《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2021新春之际，商务印书馆的新书《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得以面世，这本沉甸甸的书信集收录了王蘧常老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际写给我父亲的一些信件，以及我父亲珍藏的跨越半世纪的王蘧常先生的书法墨宝。王蘧常先生，字瑗仲，是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和现当代书法家。他以章草享誉世界，人称“古有王羲之，今有王蘧常”。《书信集》真实地记录了王蘧常老先生对我父亲的拳拳师长情谊，从书信中，非常难得看到在动荡年代中王蘧常老先生作为老师对学生细腻入微的关怀和爱护，以及学生对老师的崇拜和尊敬；同时也反映出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之间的相互信任，这种情谊早已超越了师生层面的友谊，情同父子。这本书信集的出版，呈现给读者一幅两位文史大家之间上个世纪近50年真情交往的画面，也让我再次打开许多封尘已久的往事记忆，彷佛进行了一次时间穿越，回到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
师生缘
王蘧常老是我父亲冯其庸先生的老师，他们初识于1946年春。我父亲那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无锡国专当时实行寄宿制，学生因不满学校提供的伙食以及个别老师的授课而给校方提意见，父亲被选为学生代表与校方交涉，而代表学校解决此问题的正是从上海匆匆而至的无锡国专兼职教务长王蘧常先生。王先生在听取学生们反应的问题后，答应了学生们对伙食的诉求并调解了授课师资的问题，使学生与学校的冲突得以解决。据父亲讲，那时人到中年的王蘧常先生书法已经斐名文化界，在王蘧常先生逗留无锡期间，为学校的师生留下不少墨宝，据说为求王先生的墨宝，无锡市内有名的春麟堂的宣纸被卖断，我父亲那时虽不懂书法，出于对书画极浓的兴趣，也有幸亲眼观摩王蘧常先生挥毫落墨，并索得两副对联，其一的对句是：“天际数峰眉妩翠，中流一画墨痕苍”；另一副为“不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这两副对联后来被父亲一直珍藏于身边，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特殊年代依然完好无损。这是我父亲初识王蘧常先生，他们师生之间从此开始了后面40余年的友谊篇章。
在这之后，1947年秋父亲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无锡国民党城防指挥部列入抓捕黑名单，父亲走投无路之际向无锡国专上海分校的王蘧常先生求助，随即得到王蘧常先生的答复，让父亲去上海继续学业。在王蘧常先生的帮助下父亲自1947年秋转到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学习，受业于王瑗仲、童书业、顾佛影等先生。直到1948年下半年，无锡形势渐好，父亲重回无锡，并毕业于无锡国专。
父亲与王蘧常先生这一时间的交往经历，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描述，在我成长过程中，也曾听他多次叙述，特别是“文革”中看到师道尊严被颠覆，人伦颠倒，他更是怀念曾经为他授业解惑的恩师们，为他们的命运担心。
有关信件的记忆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奉调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此他与王蘧常先生的交往多以鸿雁传书。“文革”初期他们因个人的劫运，书信往来曾一度中断，而当“文革”过了最初轰轰烈烈的阶段，父亲再度联系上王蘧常先生，从此他们密切的书信往来再无间断过。
我对王蘧常先生最初的记忆是从他寄给父亲的书信开始的。我父亲从来是一个笔耕不辍的人，无论是写还是画。从我有记忆起，他就在写，写文章，写书，写信件。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他的书，如果有可能把他一生写出去的信累积起来，我敢毫不夸张地说，其文字量一定不会少于他的着作。他交友广泛，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电子邮箱的年代，他与朋友的联系完完全全都靠手写信件。1972年，当父亲从江西干校返回北京后，他的信件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住在张自忠路3号，旧时的段祺瑞执政府。每日放学回家，大门口的黑板上密密麻麻写着收信人名单，名字后面标着数字，表明每个人当日收信的数量。每人取到信件后，自己将名字擦掉。我父亲日日榜上有名，而且信件的数量也大多是榜首。因为我下学回家早，每次收发室的师傅都会喊我替父亲取信，同行的同学都奇怪，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么多信。而这众多信件中让我记忆最深也是最特别的信件就是王蘧常先生的信件。说它特别是因为它总是用毛笔写就，这在当时钢笔和圆珠笔通行的年代是不多见的。而且信件抵达频率颇有规律，基本上每星期都会收到。再一个就是除了信封上的字我能对号入座，里面的字我许多都无法读出。那时父亲的习惯是中午回家边吃午饭边读信，每读完一封就会放在一旁，一顿饭的工夫所有的信件都会读完。我坐在边上，看到不能被我识得的汉字，出于好奇，我就会问父亲那上面的章草字是什么。碰上父亲有时间和耐心时，他会解释一下个别字，但王蘧常先生的字真是太难识得，问得多了，父亲就会不耐烦，让我自己去读，并美其名曰，多读几遍就能读懂了。之后等他吃完饭就会把信带到书房，或午休时间或晚间一封封回信，从不怠慢。
还有一桩跟信件有关的事情也是我不能忘记的，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有许多娱乐方式，那时连电视都没有，除了读书，集邮是我们的一种娱乐方式。因为父亲收到的信件很多，而且每次总是姐姐或我替他取信，拿到信后，我会捷足先登，把我喜欢的邮票剪下来，所以父亲看到的许多信都被我开了“天窗”。刚开始，他不太在意，直到我越剪越多，有一天他终于爆发了，训斥我把信封剪得不像样，对他信件不敬，同时制止了我再剪他信件上的邮票。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呈现在《书信集》中的许多信封或没有封底，或封底开了天窗，那都是我年幼无知的恶作剧。
拜见王蘧常老先生
我真正见到王蘧常老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大概是1984年，我因公出差抵沪，去上海书画社看望王运天兄，由运天兄引领去拜见父亲的老师王蘧常先生。记得似乎是个春夏交替的下午，见到运天兄后，他领我先看了他的办公室和正在编辑的画册，我们交谈了片刻，随后在运天兄的建议下，他带我从康平路的上海书画社出发，我们徒步走去距离不远的坐落在宛平路上的王蘧常先生的家。王先生的居室似乎不大，客厅兼书房一张深色的大书桌占据了房间的叁分之一空间，其他的地方也多因家具而占据，居室里显得满满的，似乎走路都嫌狭窄。因窗外的树荫，房间里光线略暗，桌桉上堆满了书籍，如果王先生不起身，几乎就会被淹没在书堆中。初见王先生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全无记忆，想必一定与父亲有关。因王先生体弱多病，不便长时间交谈，我们略坐片刻，问候了老先生，便告辞了。这次拜会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老先生嗜书如命，手不离卷，而且身体虚弱。本以为这以后还会有许多机会见到王蘧常老，不成想却成为有生中的唯一，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说也奇怪，这唯一一次短暂的拜见，竟然像电影画面一样深深地刻在我记忆中。在这之后我则更多的是从父亲嘴中听到对他的描述，而每当父亲谈起王蘧常先生时，他眼神和言语表达总是带着崇敬和钦佩，好像是描述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以至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学问如能做到王蘧常先生的境界似乎比登天还难。
读帖随想
《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一书中最精华的部分应该是王蘧常先生的《十八帖》了，《十八帖》不仅精彩于其书法，内容也丰富多彩，或谈文史，或论书法，亦有生活趣谈，其中帖帖都有典故，字字是珠玑，每一帖都引人入胜。王蘧常先生言简意赅，文情并茂，诙谐幽默，寥寥数语，便将读者带入信中的场景，令他老人家的形象和父亲的身影跃然纸上。其中《新正帖》书于1989年正月，彼时正逢母亲作为交换学者在前苏联访问，为期半年尚未归国，姐姐在京生产，居于夫家坐月子，我则自费留学初到维也纳，家中只剩下老爸独过新春佳节，作为留守父亲甚是寂寞。不知父亲写与王蘧常老何字，换来老先生贴心慰藉，屈指可数的笔墨，既解父亲思亲之念，并将其重带入故纸堆中，暂变得区区蟫虫。想必在那个寒冷的北方春节里老爸一定过得很充实。
在《运天帖》中，王蘧常老先生专门提及父亲的石癖，称之为“米癖”，并对此欣赏有加。这是因宋代书画名家米芾喜好奇石，父亲与其同好。王蘧常先生区区几笔，上下越千年。父亲的石癖不知是否因《石头记》起，但无论如何他对《红楼梦》的研究使之更加乐此不疲。我记忆中，他每次出差回京，总会带石头回家。小时候父亲带姐姐和我去京郊十渡郊游，看到色泽、形状漂亮的石头会随手拣回一两块。带我们去黄山玩，看到好看的石头也会带回家中。去西北考察，走在旱季干涸的黄河边，看到纹理特别、色泽异样的黄河石，他爱不释手，带回一旅行袋。他的石头形色各异，质地不同。后来，他的这一嗜好远近闻名，不少他的朋友投其所好，以至他收藏的石头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大。离休后父亲移居通州张家湾，在园中立巨石，取名“天惊峰”，并题字“石破天惊”。撰诗《题天惊峰兼怀曹雪芹》：“拔地参天第一峰。崩云坠石落凡庸。天惊石破人何识，百代沧桑一梦中。”当我静思回想时，真不知他老人家这辈子是因“梦”结石，还是因石结“梦”，无论如何，石和梦总能带给他无限的遐思和快乐！
又如在《同好贴》和《前书贴》两贴中，王蘧常老先生用诙谐智慧之笔，写下他老人家和父亲同爱食肉的癖好。王先生谈了年轻时趣闻，并旁征博引诸多典故以证纪晓岚、曹世宗和苏东坡均有此嗜好，以此证明食肉者非鄙。我的记忆中，父亲嗜红烧蹄髈已是“文革”后期的事情，因“文革”期间父母先后分别去干校，外婆从无锡老家来京城照顾我和姐姐大半年，这期间妈妈从外婆那里学会了红烧蹄髈，因为做得好吃，妈妈姓夏，我们戏称这是夏氏蹄髈。这道菜成了家中经典菜肴，久食不厌，以至多年后姐姐和我都得此真传。记得父亲最后一次品尝我做的红烧蹄髈是2014年春节前的小除夕，那年他虚岁92，我们全家团聚芳草园瓜饭楼中，家宴为他祝寿，我下厨做了他爱吃的红烧蹄髈，将夏氏红烧蹄髈加以微辣，食不觉辣味，却去除了红烧蹄髈的油腻，老爸吃得相当开心。席间我举杯感谢父母给我们一辈子的养育之恩，第一次品白酒我只给自己斟了半杯，因“辈子”与“杯子”谐音，爸玩笑说一辈子要喝一整杯，令我斟满，陪他一饮而尽。父亲因怕寒，吃完年夜饭后先一步离席，临走望着那盘红烧蹄髈还恋恋不舍，对我们说道：“真好吃，你们多吃点儿，慢慢用。”现在回想起那天的场景历历在目，那天的欢声笑语令我回味终身。
《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
父亲晚年在完成了《瓜饭楼丛稿》后，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又开始着手他的另一系列丛书《瓜饭楼外集》的撰写、编辑和整理工作。《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则是其中之一卷。如果说《丛稿》是他毕生着作集锦，那《外集》就是他文史研究的衍生品，是他业余爱好的展现，是他那些思想的源泉和研究的佐证。父亲早年在无锡国专所接受的教育给了他方法论的指引，他开悟于无锡国专的那些老先生，而王蘧常老先生相对父亲而言，则是那些老先生的代表，当父亲迷茫时总能得到王蘧常先生的启迪，冥冥之中总有人给他指路前行。这样的老师，人生有一即为幸事，更何况在无锡国专遇到多位先生的启迪。真正开启人生智慧的，不是课程本身，而是授课的老师。现在人们常说不能输在起点，恐怕这才是实质。父亲晚年之所以能够做出许多成就，不仅是他勤奋努力的结果，更是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得到了他们的真传。也正因此父亲珍视王蘧常先生留给他的书信，留给他的墨宝，因为透过这些文字他体会到的是深深的情感和寄予的厚望。
现在商务印书馆将这本《瓜饭楼藏王蘧常书信集》呈现给读者，借此之际，我由衷感谢那些为这本书做了许许多多工作的朋友们，他们在我父亲去世后，默默地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完成了这本书的出版，特别感谢的是王运天先生为本书的章草文字释文做了大量工作，高海英女士在文字编排上尽心尽力，上海姚伟延老师的团队和商务印书馆更是不计成本地付出，等等，等等，这里就不一一注明了。
真心地希望每一位读到这本书的朋友能够透过王蘧常老先生那遒劲沧桑老辣的章草笔触，领会到他文字的内涵，领会到他所传递的文化的力量。
来源： 光明网-《中华读书报》
临书管见（草书） 48×45厘米 王高升
文/王高升
在一些人的意识里，书法似乎是一个最没有“标准”的艺术类型。因为，虽然书法在传统文化中拥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但如果要列举当下成就最高的书法家，似乎还没有多大把握能获得较为一致的答桉，甚至连“书法家”这个概念的界限也显得有点模煳。那是否书法真的没有一个“标准”呢？显然不是。当代书法的价值评判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也有一些作为共识的硬性指标，比如功力的积淀、笔法的娴熟和师承的有序，等等。问题是，一旦上升到审美层面，意见就会出现较大分歧。因为，“美”的类型多样，不同的观者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审美经验，自然会欣赏到不同的“美”，而对于“不美”的作品就会表现出情感上的排斥。这与西方艺术理论中所提出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一个道理。然而，如果我们以书法史上的典型书家作为“标杆”来进行梳理和反思，这个具有历史参照意义的标准就会逐渐明晰起来。我认为，书法艺术层次由低到高可大致划分为四层标准：
一是技术标准。达到技术标准的学书者能够熟练地掌握书法的技术要素，在笔法、结构、章法等形质层面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尤其是对古代书法经典有着深入理解和较好再现。在此基础上，他们能够自由进行娴熟的艺术创作。这个标准可视作划分“书法家”与一般书法爱好者的重要边界。因此，达到技术标准的书者，一般可称为“书法家”。在书法资源异常丰富的今天，对于学书者而言，要实现技术标准，相对较为容易。正如傅山所言“下苦专精，手熟为能”。尤其是如今不少学书者，专精一种书体或一种碑帖，方法得当，很快便在书坛脱颖而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书法家”“名家”“大家”“大师”等称谓在当代有着庸俗化、泛滥化的趋势，可这并不意味着古今书艺标准迥异抑或当代超越了古代，而是书法的生存环境变迁所致。
二是艺术标准。艺术标准相对于技术标准而言，书家的追求由表层的形式技巧转向深层的审美构成及其背后的人文内涵。他们的创作，具有一定的探索性，既有鲜明的风格个性和独特的艺术语言，又蕴藏着丰厚的审美韵味。在这个层次中，技术上对“精熟”的追求退居其次，而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等“字外功”和个人修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正如苏东坡所言“退书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此外，要想取得进一步的艺术成就，除了艺术天分、功力积累和外在环境外，还要有“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和勇气，敢与古人“合”，又要敢与古人“离”，这样才能入古出新，卓然成家。黄庭坚所说的“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就是这个道理。达到艺术标准的书法家，往往成为当代瞩目的“名家”。
叁是道德标准。众所周知，书法审美观的历史演进一直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伴而生，尤其是“中和”“古雅”等观念对正统书法价值观的确立影响至深。从柳公权的“心正则笔正”到苏轼的“苟非其人，虽工不贵”，再到傅山的“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历代书家始终将道德评骘作为书法价值高下的重要尺度。当代以来，尽管艺术思潮趋于多元化，呈现出中西交融的姿态，道德已不作为艺术评价的必要尺度，但在书法领域，能否以德服人，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艺术家的社会认可度。可见，在公众眼中，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审美感受并不单纯来源于作品本身的“质”与“妍”，还来源于书家的成长经历和人格魅力。因此，道德标准是评判一个书家艺术价值更深度、更长效的指标。达到道德标准的“名家”，再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公众的检验，才会被推为代表时代艺术高度的、德高望重的“大家”。无疑，在任何时代，“大家”都是稀缺的。
四是历史标准。历史标准即一个书家艺术终极价值放诸历史长河中进行考量的评判尺度，它的呈现可能需要几百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它相对稳定，又会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转换而不断变化。对于当代语境而言，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欧阳询、苏轼等都是符合历史标准的典型代表。正如项穆在《书法雅言·品格》中所标举的“大成已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达到历史标准的书者，自然可跻身百代垂范的“大师”行列。
诚然，对于当代的多数书家而言，历史标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也没有书家会设想自己正在进行的书法创作是否会成为后世膜拜的经典，而历史上的经典也往往都是在书家自然为之的情境下诞生的，《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等，无不如此。这种无法预知，与徐渭、梵高等中外大师的身后走俏是一个道理。然而，作为一位有担当的书法家或文艺从业者，心中应有一种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即“胸中有大义，心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对待艺术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品位和思想修为，这样才能创作出经得住历史考验的作品。